王星拱（1888—1949），著名教育家、化学家，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。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，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。后与王世杰、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。1933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，主持武大内迁四川乐山。1945年7月调任中山大学校长。1949年10月8日在上海病逝，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送来“一代完人”的挽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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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年11月的武汉，已经有些寒意。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办公桌上，放着教育部传来的文件，要武汉大学的实习工厂着手准备设计、试制防毒工具和钢盔，化学系与机械系教师则负责烧制和试验过滤中和毒气的活性炭……

虽然早就有所预料，但这一次王星拱真正意义上听到了战争的脚步声。转过年关，来到1937年，王星拱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，他召集化学系与机械系的相关教师举行茶会，在会上宣读了教育部的指示，并委派赵学田等3位教师为武汉各公立中学的理化教员作关于防毒面具的演讲……

做完这些不到100天，卢沟桥的战火腾空而起。全体华夏儿女的神经都紧绷起来，一场战争不可避免。

王星拱迅速在武汉大学布置抗战的有关事宜。组建各种战时工作训练班，限令学生参加受训。成立教职员战时服务干事会，内分机械修造、电信交通、土木工程、医药救护、防毒宣传、妇女工作、食粮管理等9个组，支援抗战。成立教职员射击会，学习打靶。慰劳伤兵，每人按规定捐额扣薪，捐制棉衣分送各后方医院。除由各教职员眷属自由捐献全部金饰外，每人以一个月实得薪额购置救国公债。学生更是主力军，成立了各种有关抗战的研究会等，鼓励和支持学生发行各种抗战刊物，利用假期进行街头演讲、表演抗战戏剧等。

9月27日，珞珈山的武大有着如火的激情，国立武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，作为武汉大学掌门人的王星拱深知，在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，高等教育学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……

王星拱健步走上讲台，谆谆教导全体武大学子，“我们——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，平常时期都偏重理智之分析，但是在非常时期，我们应当偏重——至少应当兼重——情绪之奋发和意志之坚定”“我们——尤其负着介绍及发展近代科学的人们——在平常时期，都偏重物质之创造和补充，但是在非常时期，我们要偏重——至少要兼重——精神之锻炼和警惕”。他还大声疾呼：“我们大学学生，应当作国民的表率。我们应当咬定牙关，撑起脊梁，抱必死之决心，争最后的胜利。我们相信：有志者事竟成，苦心人天不负，国难祓除，民族复兴之光明的旗帜，是树在前途等着我们的。”

他担心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会被激情裹挟而迷失方向，坚信我们最终会胜利，反而担心的是胜利之后我们的文化与学术是否还能延续……

王星拱是理智清醒的教育家，他清楚战争背后是经济文化与制度的较量，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，把书读好，把学问研究好，就是爱国——不少人在思考高等教育往何处去的时候，王星拱有明确的方向和坚定的原则。

“七七事变”过后的第九天，王星拱应邀参加庐山会议，与会代表一致认为“学校不停办”。武汉大学决定内迁四川乐山。

从庐山回到武汉的王星拱，在校园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。几十年后，武大学子端木正回忆起王校长，似乎还历历在目：“在公开的场合，在个别的谈话，我都听到王星拱校长的讲话，他的看法令我心悦诚服。他说，敌人的飞机还没有炸毁我们的学校，我们不能自己瓦解了。我们不是要和日本兵拼命，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东京帝大，只要日本的大学还在上课，我们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学校办下去。战争需要培养专门人才，将来建国更需要人才，大学不能停办，念书也是抗战……”

王星拱明白，上海、南京先后沦陷，长江下游已门户大开，战时首都武汉必非久留之地。他派人秘密购置木料，悄然定做大批木箱，所有这些工作秘而不宣又有条不紊地进行，终于在1937年12月18日，王星拱致函武汉警备司令部，告知对方“已租定‘江兴’‘永平’两轮，搬运图书仪器，前往宜昌、长沙等处，拟请贵部派兵四名，随轮保护”。浩浩荡荡的武大内迁，也终于拉开了帷幕。武大大多数图书仪器从武昌搬离抵达乐山，虽然因船只不够、运力有限，部分图书仪器滞留而被轰炸，但并未动摇武大学术研究的根基，正因如此，武大学子回忆：学校当局深谋远虑，明哲谨慎，为大家保存了这战时最难得的精神工具。

国立武汉大学的薪火就如此跨越千山万水，从珞珈山麓燃到了嘉陵江边。武大在这里开启了艰难而弦歌琅琅的岁月——抵达乐山后，校长王星拱手抄了自己一首《登黄鹤楼》的旧作送给学生，诗是这样的：

秋雨萧疏入鬓毛，河山无语客心劳。

天生江水通吴蜀，人上高楼望蓟辽。

玉笛梅花空自咏，白云黄鹤更谁招？

拳拳犹抱澄清志，未肯消沉付暮潮。

是的，王星拱爱生爱校也爱国，他澄清天下的志向，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……